那一年，广州全市所有新华书店都是人潮涌动，与几年前的冷冷清清相比，有天壤之别。北京路新华书店门口，每天开门前就排起长长的人龙，有路人好奇地打听：“今天有什么新书啊？”一个正在排队的人回答：“听说是《山乡风云录》和《第二次握手》。”另一个人说：“好像是《香飘四季》吧？”还有一个人说：“我想买《悲惨世界》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”

报纸刊登了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告，欧阳山的《前途似锦》、吴有恒的《北山记》、萧殷的《习艺录》、何芷的《小山鹰》、范若丁的《并未逝去的岁月》等，即将与读者见面，大家跑去书店碰碰运气。还有人想买《毛主席、周总理和朱委员长在一起》的大幅照片和陈衍宁的《永远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》油画，以便在春节期间，装饰家里的厅房。

这里就是当年大排长龙买书的地方

“文革”中被批判和封禁的中外图书，大量重印，每天在新华书店的架子上，都有新书出现，诸如《三家巷》《苦斗》《红旗谱》《苦菜花》《牛虻》《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之类，其实都不是新书，只是“文革”中被统统销毁了，现在忽然换上崭新的封面，重新露脸，让人有失而复得的喜悦。

邻近书店的邮局报刊门市部，也同样水泄不通，《人民文学》《解放军文艺》《作品》《广州文艺》《十月》《学术研究》《广东青年》等杂志，成了抢购的对象。这个场景就像开仓赈济饥民，大家蜂拥而上，抓到什么都往嘴里塞，“文化饥民”也在疯抢一切装订成册的东西，从小说到诗歌，从散文到评论，从历史演义到电影剧本，从地理考古到天文气象，从《麻疹与水痘的防治》到《发酵饲料基础知识》，不管写什么，不管写得好不好、有没有用，买了再说。这种对书籍的渴求，堪称千年难遇的风景。

年轻人放工后聚在一起，狂热地阅读各种书籍，激烈地讨论时局，指点江山，哪本杂志发表了什么新小说，哪个作家写了什么新作，他们一清二楚，脸上带着激愤、夸张的表情，在工厂的饭堂、宿舍朗诵诗句：“冬天的废墟，缅怀着逝去的光芒。你靠着残存的阶梯，在生锈的栏杆上，敲出一个个单调的声响。”读到兴奋之处，拍桌拍凳，仰天长啸。

1977年第11期的《人民文学》发表了北京作家刘心武写的短篇小说《班主任》。小说以一个团支书和一个小流氓为典型，剖视了“文革”后一代青少年愚昧、僵化、盲目、固执、空虚、萎顿的精神状态，表明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。作者再次喊出鲁迅六十年前喊过的“救救孩子”，但加了个定语，变成“救救被‘四人帮’坑害的孩子”，据说是应编辑要求加的。小说的结尾部分，更加入了冗长的政治说教，几乎变成一篇政论文了。虽然获得了197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但几十年后回头看，作者以一群学生朗读苏联小说，作为新启蒙的象征，其实已隐寓了某种命定的悲剧性。

另一篇掀起舆论风暴的小说，是1978年卢新华发表在《文汇报》的小说《伤痕》，通过一个“革命女儿”和“修正主义母亲”的关系，铺述了一段因政治愚昧而造成的人伦悲剧。这个闸口一开，大量带有人道主义与批判色彩的作品，呈井喷之状出现，张洁《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》、从维熙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、茹志鹃《剪辑错了的故事》等，发表一篇，轰动一篇，南北呼应，蜂舞并起。广东也不甘后人，《作品》杂志发表了氮肥厂工人陈国凯的小说《我应该怎么办》、锁厂工人孔捷生的小说《在小河那边》，标志着南方异军突起，号称以“更猛锐的反叛姿态”，加入到被称为“伤痕文学”的大潮中。

好评如期而至。《我应该怎么办》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；孔捷生的《在小河那边》也差点获奖，据说“因为反响强烈”不能入围，换成《因为有了她》后，也获了奖。作者不无遗憾地称，获奖的是“一篇非伤痕类作品”。在这批新锐作家心目中，文学已被划分为“伤痕”与“非伤痕”两大类。

“伤痕文学”最初是带贬意的，认为这类作品专写黑暗面、专揭伤口痂皮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不料大家却乐于接受这个概念，因为伤痕的确存在。要治癒历史的伤口，首先要敢于直面伤口。伤痕文学受到热烈欢迎，贬意词也变成了褒义词。许多工矿、机关、学校阅览室订阅的杂志，只要有这类作品，都会被人翻烂，甚至偷偷撕去，据为己有。七七级、七八级的大学生，很多都是读着《伤痕》《醒来吧，弟弟！》《一封终于发出的信》这些文学作品，走进校园的。一位当年的大学生感慨地说：“这是我们一代人的经历。”这种文学盛况，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；十年后也是不可想象的。

一位伤痕文学作者曾自豪地形容：1978年的伤痕文学，拱开了油漆剥落的朱门，令人快意地听到铜锁连同兽环断裂落地的声音。这样的描述，显然过于乐观和轻率了。最初的反思，大都是自我设限、欲言又止的。潮水涨到朱门前的石阶，便出现后继乏力的窘态，铜锁与兽环依然威严。不少伤痕文学作者，在获得盛誉后，俨然新科状元，被各种报纸、杂志、出版社、官方会议奉为上宾，簪花披红，春风得意地进入了体制，或去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，或被送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（鲁迅文学院前身）进修。这批耀眼的新锐作家崛起，代表着一套新的话语系统正在形成。

1979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

伤痕文学确实唤起了人们对未来的热切期待，世界每天在变，新鲜事层出不穷。“文革”中被砸烂招牌的作家协会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，统统恢复活动了；曾被打倒的作家们，纷纷亮相，又开始写作了。广东省作协举办省文学创作座谈会，欧阳山、秦牧、陈残云、杜埃、萧殷、韦丘、黄秋耘、岑桑、杨家文、关振东、华嘉、杨奎章这些“文革”前已耳熟能详的名字，再度出现在与会者名单中。文学、出版、新闻、教育各界名流，群贤毕集，谈笑风生，极一时之盛。